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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停招新聞本科生?大學教育通才與專才之爭
2020-5-18 15:56:19 來源:新京報

        5月15日上午,不少人轉發了一則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將取消本科的消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團委公號“清華清小新”在當日零點發布消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召開全體教職工會議,清華大學副校長彭剛傳達改革措施:學校反復研究、慎重決策,決定大幅度擴大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規模,今后學院的人才培養主要在研究生層次進行。

這則消息被一些自媒體解讀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將取消本科,而成為了大新聞。同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關于是否取消本科等教學調整的情況,學院也在等待學校的正式文件通知,一切以學校正式公布的文件及招生計劃為準。
實際上,該消息被解讀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將取消本科并不準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彭蘭在其朋友圈表示,清華大學要以書院形式培養學生。目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只是停止從高中畢業生中招收本科學生,但這并不是說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本科教育就此關張,而是將轉入日新書院,與日新書院共同開展文科課程。這意味著,本科生依然有機會學習新聞課程。此次改革的目的在于擴大學生視野,培養厚基礎、寬口徑的人才,應該被理解為清華大學通識教育建設的“強基計劃”中的一部分。
 
 
 
清華大學的“強基計劃”要建設的五個書院
雖然這一消息目前尚未明確,卻引發了許多新聞專業的學生在社交網絡上對新聞學院的吐槽:“新聞確實沒啥好學的”,“新聞傳媒專業就不該開在本科”,“本科生就不該過早的進行專業化教育”,“新聞是個實踐性極強的工作,基礎訓練在大學里根本教不出來”,“現在新聞學院的教育跟業界脫節嚴重”,“新聞學該變成全校通識課,新聞素養應該是當代大學生必備的知識技能”,“新聞專業只招研究生蠻好的,這樣正好招收那些真正熱愛新聞的人”,甚至有人認為,“新聞專業讀下來后,發現自己從前的新聞理想都被磨平了,有新聞理想的學生,反而都是本科讀其他專業的學生。”
 
微博上的眾多吐槽
這些言論直指新聞專業教育與實踐之間的鴻溝,也凸顯出當下新聞學子的困惑和不滿,一時之間,新聞學院成為眾矢之的。其中,有觀點認為新聞學院的課程太“水”,似乎點出了大家如此關注這一問題的核心所在。有人進一步認為,不止新聞學院的課程“水”,水課的問題在各個專業都普遍存在,“其實其他專業的水課不一定比新聞學院少,關鍵是要治理水課。”
即便是贊成新聞學院本科招生的聲音,也不乏這樣的觀點:“當通識教育的理想碰到就業壓力時,我們會發現,新聞學院的就業率至少比其他的文科專業高點”。顯然,他們對通識教育并未抱有多少信心。
學生抱怨“大學四年沒學到東西”,“知識面過窄”,“跟不上就業形勢的變化”等,背后所蘊含的問題不止是新聞專業該不該招本科生,也包括大學生該接受何種教育?大學本科該培養通才還是專才?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絕非易事。清華大學所要推行的通識教育改革,希望打破文科之間的專業壁壘,培養寬口徑的人才,這種嘗試可能正是新形勢下,大學對社會渴求新型人才的回應。
通識教育作為一種培養理念,它是大學教育的精神化身,但大學作為市場經濟中“人力資本培訓所”中的一環,高等教育的成敗,關乎學生的就業以及適應社會的能力。宣揚“自由而無用”的人文精神的同時,大學教育逃不過就業的現實考量。這個理想與現實的二元對立似乎很古老,仿佛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在泛傳媒行業中,隨著時代變遷,“通才”和“專才”既二元對立,又相輔相成。
“通才”還是“專才”?
美國通識教育發展給我們的啟示
對于有志于從事新聞工作的學生來說,通識教育的必要性無需贅言。我們所爭執的本科生應不應該學新聞,背后同樣隱藏了本科生該接受何種教育的問題。新聞教育被視為非常專業化且實踐性很強的專業技能培訓,在此種要求下,成為一名“雜家”,顯然是好新聞人的必要條件。
大一新生剛結束高考,對各種專業都了解甚少,許多人迷迷糊糊地就選擇了專業,切斷了其他的可能性。事實上,不管作為一名合格的公民,還是尋找自己未來要從事的方向,在本科階段接受更為廣博的通識教育都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通才或許會在就業上缺少優勢,因為他們缺少專長。因此,許多人建議,與就業掛鉤的專業職業技能培訓,可以設在研究生階段,本科生階段更重視通識教育。這恰恰是深受美國通識教育理念的影響。在美國,尤其在美國的精英大學,新聞學院、法學院,甚至商學院等應用型的學科專業大多只招研究生,他們期望學生能在本科階段接受更為廣博的通識教育。
專才和通才的爭辯貫穿了美國的通識教育史。如今,通識教育早就不是什么新鮮的概念,林林總總的通識教育模式早已在全球的大學中生根發芽。其中,美國的通識教育模式對當下全球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影響甚大。
通觀美國通識教育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通識教育絕非一群學究建設的不接地氣的理想王國,而是社會對大學培養專業化人才的需求與大學傳統精神之間角力的結果。在大學改革中,表現為注重文化傳承和專業化這兩個不同方向的搖擺。通識教育的人文傳統抵制社會分工所導致的專業和技術化,但吊詭的是,它又在客觀上培養出了適應美國社會發展的諸多專業人才。
在美國獨立后,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許多學校開設了自然科學、法律等實用性職業課程,這動搖了當時大學培養神職人員的傳統。當時,支持宗教教育的權威耶魯大學在1828年發布了“耶魯報告”,反對實用性的職業課程,贊成學生對共同學科進行深入學習。“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詞也因此以保守主義的身份,首次在教育界亮相。
后來,德國柏林大學的改革大潮影響波及美國,成為影響美國大學發展的第二種因素。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為一所以研究為主導的大學,選修課程也首次被美國的大學引入。
在1862年“莫雷爾贈地法案”頒布后,美國各州開始重點發展以農業、工業課程為基礎的大學,更是大大沖擊了傳統大學的古典人文課程。作為回應,哈佛大學的查爾斯·艾略特校長在1869年一上任就提出,哈佛大學的教育要“覆蓋全人類的知識”,他將哈佛大學從狹隘的古典人文教育中解放出來,學生可以自由選修各個領域的課程,學分制也應運而生。他還在本科之上設立了研究生院,只有通過本科的學習,學生們才有機會進入研究生相對專業化和職業化的訓練。
作為通識教育的大力推廣人,艾略特出版了“哈佛經典”系列,囊括了當時人類歷史上各個學科的最重要著作,并認為這是一個現代文明人所必須知道的知識素養。深受德國大學改革的影響的他所推動的通識教育,反過來卻讓許多專業性的實用課程進入哈佛大學,使得哈佛大學從培養神職人員和貴族精英轉向培養工業人才。隨著老師擁有的專業知識,大學的“系”逐漸發展起來。不管這一切是否順遂艾略特的愿望,他的通識教育滿足了當時社會對于科技專業人才的需求,也導致了大學學科專業化的出現。
 
查爾斯·艾略特
20世紀初,在勞威爾當上哈佛大學校長后,他深感艾略特的自由選修制度導致學科專業化的弊端,掀起了“第二次通識教育運動”,這使得通識教育開始往另一個方向偏移。不同于艾略特開發研究生院的專業教育,勞威爾專注本科生的通識教育,取消了自由選修制度,建立了主修和分類選修制度,以期解決了“專”與“博”的問題,讓學生既有機會接受廣博的知識,又能學有專長。在此期間,通識課程中出現了“概論”性質的課程。直到今天,這類課程依然被許多大學所沿用。
1928年,哈欽斯被聘為芝加哥大學校長,他讓通識教育這個詞重新添上文化保守主義的色彩。他批判專業主義、實用主義和市場就業取向,具有深深的理想主義精神。他對概論性質的課程表達不滿,對原有課程進行重新組合。此外,他聘請了一些專家遴選出了古今名著,成為學生的必修課,他主張課程需建立在對基本而永恒問題的探究上。他使通識教育擴大到了四年,延長了通識教育的時間。芝加哥大學由此獨樹一幟,盡管哈欽斯的理想沒有全部實現,但他給通識教育,以及芝加哥大學人才輩出的輝煌歷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讀文明原典”的通識教育模式也影響著許多中國大學。
 
哈欽斯
在哈佛大學校長勞威爾辭職之后,科南特校長融合了前兩任哈佛校長的通識教育理念,并在1945年發表了影響甚大的《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這成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改革的圣經。盡管后來哈佛大學還有一些改革,但這大概奠定下二戰后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局面,也把美式的通識教育輸出到世界各地。
通識教育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條明線,它不停在制造通才和專才之間左右搖擺,最終使得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成熟,多樣分化,構成了美國社會有機體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當然,美國通識教育離不開美國特有的國情和傳統,這也使得我們的大學在效仿美國的通識教育的時候出現問題。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中國的大學紛紛搞起了通識教育,林林總總,五花八門。
最令學生抱怨的是,許多大學模仿哈佛大學,建立起給新生上概論型通識課的模式,但由于缺少像哈佛大學那樣的師資,使得這些課程往往變成泛泛而談的“水課”。此外,許多中國的大學選修課雖然種類繁多,課程之間卻缺少關聯,學生選課往往“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無法構建整體的知識體系。由此導致的結果是,這些概論型通識課大多變成了學生“水”學分的工具。
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在第二屆中國通識教育大會(2019年)上,曾經精確地總結了中國通識教育的問題。他認為,目前中國大學通識課程存在數量與質量之間的矛盾,且專業教師教授通識教育,自身面臨很大挑戰。“當然還有深層問題。比如通識教育理念難以層層落實到每一門課中,課程之間缺乏邏輯性,學生投入度不高,教學方式難以從以教為中心向以學為中心轉變,教學難易程度不平衡,學生選課存在‘機會主義’心態,考核形式過于單一等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探索出中國特色的通識教育道路,是各個大學都需要探索的。
泛傳媒專業不僅需要打通專業壁壘
也需要給予學生專業技能培訓的教育
在媒介大變革時代,新聞教育與現實的脫節,是新聞學子抱怨中很重要的一點。“新聞無學”早已成為新聞學子的自嘲話語。即使“新聞無學”,新聞學院的課程卻非常多,這大大稀釋了每堂課的信息量。若是新聞本碩一起讀下來,學生會發現,有些老師講的碩士課程其實跟本科講過的課程內容相差無幾,許多老師課上舉的案例還是十幾年前的陳舊案例。一屆屆畢業生造就了新聞行業的人才過剩,同時,行業自身的發展,又難以消化過剩的人才。此外,新聞行業的薪資水平,也會讓學生在選擇是否從事這一專業時猶豫不決。
其實,在中國討論新聞學院該不該取消本科招生的時候,最早創立新聞學院的美國,已經在爭論是否取消新聞學院教育了。
這首先是因為美國新聞業的就業市場表現十分頹靡。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在2008年到2019年間,美國新聞業的就業人數下降了23%,從11.4萬人下降到8.8萬人。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國報紙編輯部的裁員。從2008年到2019年,美國報紙編輯部的雇員人數下降了51%,裁員潮一直困擾著報業。
在薪水上,擁有大學學歷的新聞從業者與其他行業中擁有大學學位的員工相比,擁有大學學歷的新聞從業者收入更低。其他行業的平均年薪是6.1萬美元,而新聞從業者只有5.2萬美元。此外,在受過大學教育的新聞業雇員中,僅約有30%的新聞人擁有新聞專業學位。
 
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新聞從業者的薪水調查。
對于美國人來說,花高價錢去讀新聞學碩士,結果出來做一個薪資平平的記者,是否值得?金融作家、編輯兼播客主播Felix Salmon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評論》中表示,普利策說的“將新聞培養成為一份需要高深學問的職業”在流量時代早已失效。那些最優秀的記者往往不是科班出身,報道過“水門事件”的著名調查記者Carl Bernstein就從未上過大學。而且,新聞學院的教育和優秀的新聞作品之間也沒有什么聯系。
更關鍵的是,美國學費奇高,即使新聞學院是有益的,學生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為了新聞業的包容性和批判性,Felix Salmon認為,沒機會讀新聞學院的窮人、工薪階層、有色人種、流動受限的人、單親媽媽或者是歷史中存在感低的少數派,恰恰才是新聞機構要找的人。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前院長Bill Grueskin則認為,在今天,新聞學院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由于如今媒體預算削減,好編輯越來越少,他們越來越難像以前那樣,仔仔細細地去教剛入行的記者:什么樣的報道是好的報道、什么樣的錯誤不應該犯。這些可以由新聞學院來負責教授。
此外,如今新聞學院面對媒體轉型的壓力,早已經做出了新的改變。西北大學參與 NUvention項目的新聞學院,就與工程和傳播領域的教授合作,設計了媒體技術驅動項目。紐約大學有項目研究如何維系調查性新聞網站的運營。哥倫比亞大學領導了關于數字新聞的研究。布朗媒體創新中心還資助了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進行合作。在本科的新聞課程中,美國的許多大學在保證學生發展寫作和計算能力的同時,也會讓學生去選修文學,歷史和經濟學課程,以保證新聞人才的素養和質量。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前院長Bill Grueskin
媒體人實現精英化
需要精英大學新聞學院的改革相配合
美國人的爭論與我們有諸多相似之處。當然,美國市場化的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昂貴學費,使得學新聞的學生的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這是讓許多人望而卻步的首要原因,也因此導致了新聞學院要不要取消的討論的出現。
另一方面,隨著科技發展,機器人甚至也能寫稿了。許多人因此預言記者這個職業即將消失。據英國卡迪夫大學傳播學院的報告,1985年以來,《泰晤士報》、《衛報》等主要英國報紙,超過60%的新聞內容都是新聞通稿,只有12%的內容是記者第一手原創采訪的新聞,各大媒體的原創性堪憂。
更關鍵的是,在互聯網時代,一條有價值的消息不再像以前那樣,需要記者扮演著“傳話人”的角色,社交媒體反過來成為了新聞發生地和傳播地,傳統媒體的角色遭到削弱。這種當“傳聲筒”,寫簡單報道的技術工種,被人工智能替代也許只是時間問題。
在算法和技術邏輯倒逼下,未來媒體人員的數量也許還會減少。為了與寫稿機器人相區別,未來的媒體人或許不再是“新聞民工”,而是要在信息增量上做文章。在信息爆炸的當下,媒體人要為讀者和公共領域尋找有重要意義的話題,提供更具專業性的深度見解或更具獨家性的優質信息,這才能使媒體人所提供的信息與寫稿機器人所提供的信息區別開來。而這恰恰需要媒體人實現精英化,他們不僅要掌握技術,還要擁有深厚的文化素養、豐富的知識和獨特的見解。這也需要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新聞學院的改革相配合。
其實,中國許多大學的新聞學院正在努力適應著當下的新媒介變革,對于新聞人才的跨學科通識教育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例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早在2012年,就對本科生采取了“2+2”模式,本科的第一、第二年,學生可以在經濟學方向、社會學方向、漢語言文學方向、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方向任選一個方向學習,在第三、第四年,再按照新聞傳播學各專業的培養方案學習,以培養具有跨學科視野的復合型人才。至于效果如何,有待時間的考察。
新聞學院的境況,同樣是許多泛傳媒專業的境況。新時代要求人文社科要打通壁壘,進行通識教育。相應地,學生的就業選擇面就可以被打開,學校也能為社會培養出更具備復合能力的人才。新聞業只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部分。在各種媒介民主化的時代里,文化創意產業之間人為制造的專業壁壘不應該那么森嚴。最近,北京電影學院和中央戲劇學院的戲劇影視文學等專業改為高考分數線錄取,雖然是疫情之下不得已而為之,但也在無形中擴大了綜合招生面,對文化產業的發展富有深刻意義。
專才與通才的矛盾在泛傳媒行業也許是最小的——泛傳媒專業其實需要具備通才素養的專才。這是個“斜杠”的時代,有條件的精英院校,應該率先打破各種人文社科和藝術之間人為設置的專業壁壘和門檻,給予學生更多就業方向上的可能性。這有益于讓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出現更好的產品和作品,也賦予了處于就業劣勢的文科生更多選擇的自由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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